2月12日，最高检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指出，检察机关将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

　　这其中的“临界教育”“分级处遇”，虽然语焉不详，却颇受舆论热议与好评。

　　在公共舆论场上，有关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与罚，动辄成为焦点，评论累牍盈篇，自是有喜有忧。

　　喜的是社会对罪错未成年人从不缺少关注，对惩恶扬善的价值指向从不缺乏期待。忧的是现行责任机制还未能无缝覆盖到罪错未成年人的各个年龄段。一碰上“12岁少年弑母司法无为”或“14岁少年被抓叫嚣还能再偷400天”等典型个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吁请就会与情绪宣泄、制度批判等夹杂在一起，汹涌而来。

　　但类似这样的讨论，每次都没有答案。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成长阶段，可塑性强，但心理状态不够稳定，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弱，道德和理智相对模糊，易受外界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未成年人的这些身心特点，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司法定下了“教育、感化、挽救”这六字方针。在这六字“黄金法则”之下，还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少捕、慎诉、少监禁”等司法原则。

　　原则虽好，解决不了个案的尴尬。依法惩处不够年龄，教育感化效果不大。能批评公安抓了又放吗？公安又不是法院。能批评法院无动于衷吗？法院本就“不告不理”，案子都没来怎么判罚？最后还是回到立法不健全。

　　这么明显的立法漏洞，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决的当下，怎能空有社会关切而无立法回应？“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不代表对罪错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而把“惩罚”置于楼阁任其空转。

　　教育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是教育，而且还是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没有责任意识教育，如何能让未成年人在错误面前望而却步？

　　这就是“临界教育”“分级处遇”备受舆论关注的背景所在。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分级处遇”如何分级？因此而产生的人财物谁来解决？

　　可以肯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来说，也只有进入了检察程序的罪错未成年人，才有可能进入检察“临界教育”和“分级处遇”的视野。

　　但经由“临界教育”和“分级处遇”的社会关切和改革期待，又是那么真实而具体。对罪错未成年人，在制度设计上绝不能仅有“坐牢”和“放人”这两分法（这是通俗的理解，当然现行法律上也有缓刑、社区矫正等方式）。

　　以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仅拘束性保护处分，就大致包括了训诫、安置辅导、保护性管束、机构矫正等多种形式。我们在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机制完善上，还有太多空间。

　　检察机关的“规划”，提出“临界教育”“分级处遇”等解决办法，已是进步。当然这不是检察机关一家就可以“单兵突进”的改革，它还是一场需要家庭、学校、教育部门、民政部门、警察部门、审判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和团体都来参与的公共改革。只有各司其职、同步推进，“临界教育”“分级处遇”才能从纸上的概念，落实到现实中管用的制度。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