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采萍

　　遗体捐赠，对个人而言是艰难的“终极选择”，对社会则是闪耀着公益精神光芒的义举。三年前，四川宜宾筠连县姑娘杨家珊，就用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选择，完成了自己对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益精神的感恩、持守和贡献——临终前，她感念自己重病时曾得到热心人士资助，因此决定捐赠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在红十字会等机构帮助下，杨家珊最终向成都医学院捐赠了遗体。她年轻而普通的生命，在人类医学探索中留下了独特的价值印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年之后，杨家珊的父亲得知，女儿的遗体用于教学两年后已经火化，骨灰由学校暂代保存，家人想她魂归故里则需去成都将其领回。这让身在川滇交界山村里的杨父，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

　　心情复杂的不仅是想念女儿的父亲，公众，特别是对“遗体捐赠”持敬重之情，或者想了解想参与的人们，看见这样的新闻，内心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表。

　　怎么接受遗体捐赠时，可以有工作人员和老师到捐赠者家里致哀，办理手续；教学研究完成后，就只能让捐献者家属“看着办”呢？

　　虽然我们了解捐赠者有超越常俗的生命观和奉献精神，但是，我们是否同样意识到了，他们的家人也需要作出牺牲，甚至必须忍受更大的痛苦呢；面向他们的“规定”和“程序”，在种种原则之下，是否可以更具人文情怀，更顾念公益精神的根本呢？

　　正如杨家珊“遗体捐赠”的缘起，来自于她对重病时资助过自己的人们的感恩，让她离开后仍眷恋和关心着她的人们感受到，她那不一样的“终极选择”原来不止有牺牲和损失，同样也在人文情怀与社会价值上，拥有了独特的回报与荣光——这难道不正是公益精神最直接、最具象、最有说服力的“推广”吗？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益，本来就是因“互惠”而“可为”。若总把捐赠一方置于牺牲者的位置，如何才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诚然，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遗体捐赠后续处理的法律法规，“根据家属意愿进行处理”是通行做法。我们也相信，医学院等接受捐赠单位，各有其要求和限制。但是，从人文关怀和鼓励公益的角度出发，仍有必要尽快制定一个更人性化、更有生命尊严感的遗体归还制度安排。这不仅是对公益践行者的报答，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教育和鼓励。

　　遗体捐赠，非常了不起。特别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念和身体观念根深蒂固，个体很难突破而将遗体与公益联系在一起。正是有了杨家珊和她家人这样的先行者，我们的认知和观念才跃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比如，杨家珊是筠连县首位遗体捐赠者，在她身后23岁青年谢正强，也决定死后捐赠遗体供医学研究。谢正强的父亲，也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见证了儿子签字捐赠的义举。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信仰公益精神的人们，在注视和期待着这项事业的点滴进步，无论如何都不能凉了他们的心。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