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光医生是浙江海宁市中心医院普外科的一位医生，今天他收到了一张强制休息的通知单。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连续高强度的工作，他身体吃不消了，却“硬扛”着坚持工作。（3月14日《人民日报》）

　　在健康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老百姓对求医问药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诉求；正是有了许多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公众的健康需求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只不过，在权利意识不断彰显、人文关怀不断提振的今天，一些人尽管对契合传统道德审美的“带病工作”表示了敬意，却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强制休息通知单”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医院文化认同与价值排序的转变。

　　“带病工作”的背后，说到底是一种“代价论”。为了让孩子们在教育竞争中胜出，有老师“打吊瓶上课”；为了让学生节省吃饭时间去学习，有学校让学生“站着吃饭”；为了多挣钱，员工不得不长时间加班……为了达到目标，做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这种“代价论”表面上为失范行为提供了极具合理性和人情味的理由，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道德绑架”，会对他人的正当权益造成变相剥夺。

　　知名学者易中天在评价乡村教师的时候，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就此而言，医疗应该是可持续的，对医务人员的过度消费，不可避免地会对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与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相比，普通劳动者需要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当医生出现身体不适的时候，应该有制度化渠道来避免他们“带病工作”。这不仅是对医生的关爱，也是对患者负责。医生是一个高压力、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一旦医生们身心状况不堪重负，就应该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带病工作”固然让人感动，却需要果断纠偏；更为关键的是，要形成一种价值共识，即“带病工作”并不值得提倡；身体不适，合理的休息是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的。如果“带病工作”非但得不到纠偏，反而得到了激励和认同；即使那些生病了想要休息的普通劳动者，也会陷入“囚徒困境”，左右为难，最终不得不勉为其难，硬撑着“带病工作”。

　　只有从规则和制度设计层面关心普通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劳动者的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守卫，“强制休息通知单”显然就做到了这一点。它不仅做到了关爱员工，也得到了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为何？只要懂得换位思考、愿意体谅他人，我们就会明白，“强制休息通知单”不是推诿卸责，而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