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城市潜力股？

　　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至8.3亿人，城镇化率为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6个百分点。

　　有人感慨，城镇化加速了中国城市进化，催生了大批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县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市圈发展的背景下，中小城市及县域也在寻找逆袭之路，而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潜力股？

　　城市改革进行时

　　那些抓住时代机遇的城市已逆袭成功。曾经，深圳还是个小渔村，杭州也不是“电商之都”……这些城市正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索前行，寻找适宜的产业“脊梁”，实现蜕变。

　　时针拨回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全面启动体制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农民开始进城，迈出城镇化关键一步。2年后，随着城市改革序幕的拉开，大批新兴小城市和集镇抓住机遇，迅速崛起。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感慨。他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此次讲话吹响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号角，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提升至36.22%，比1978年提高了一半。而随着党的十八大明确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后，中国城镇化率更是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乡村中国”快速迈向“城镇中国”。

　　此时，北上广深等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而因虹吸效应，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及县域，产业基础薄弱、产城割裂等问题又成为制约发展的通病，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成为时代之问。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出发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表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但又带来了发展契机。

　　城镇化加速，契机与挑战并存，中小城市及县域如何“飞驰”？

　　产业孕育城市气质

　　近20年来，刘学敏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考察中他发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

　　中西部地区城镇建设底子薄，水平普遍较低，很大一部分是“撤乡建镇”，不少镇区人口不到1万人。而东部地区则发展势头较好，就如广东东莞的清溪镇，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挥优势，逐步从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镇，已投产外资企业近千家，本地人口3万多，外来人口近30万，迸发出活力和潜力。

　　在他看来，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主要问题是引入产业难，缺乏产业动力。他认为，通过盘活当地优势资源，培育支柱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撬动城镇和区域价值，升级转型之路将日趋明朗。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支柱产业对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硅谷曾是一片农田和果园，其所在的圣克拉拉县曾鲜为人知，而今硅谷成为了知名企业汇聚，全球最早、最著名的科技园区。

　　支柱产业崛起，不仅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还能吸引企业、资本、人才聚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县域“活起来”。



　　河北固安县曾是个传统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支撑县域工业，谋求产业兴县，2002年6月固安县政府携手社会资本，与华夏幸福以PPP模式打造产业新城，探索工业化转型之路，确立了“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时任固安县委书记杨培苏说，根据合作协议，政府主导重大决策、组织制定规划、确定标准规范、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则作为投资及开发主体，全权负责固安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业务。


　　得益于产城融合发展的产业新城PPP模式，固安正从一个农业县蜕变成为现代化工业县，不断吸引人才和资本的汇聚。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固安产业新城里形成。产业新城对固安县的经济贡献率达68%，固安县已迈入全国竞争力百强县之列，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而产学研协调发展这一思路，也在不断为固安发展赋能：清华大学（固安）中试孵化基地、北京大学中国（河北）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等项目的先后落户，为这个北方县城持续注入动力。

　　从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别对于中小城镇和县城，要努力避免产业化与城市化‘两张皮’现象。”刘学敏指出。

　　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产城融合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蛇口工业区。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业园区大开发时代，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园开始从单一发展走向多功能综合性发展，最显著变化是具备了城市功能，但还属初级阶段。

　　而后来，“鬼城”的出现使越来越多决策者意识到，城市建设需要具备吸引资本的能力，而这常常需要专业化的城镇规划和建设。2002年，固安产业新城确立的“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发展理念就走在了前沿。

　　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从2002年起参与固安产业新城建设，他认为，县域要想引进高端产业、技术和人才，不仅仅是招商那么简单，必须打造生态环境优美、商务配套齐备、针对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之城。


　　北京八中固安分校，由北京市第八中学、固安县人民政府、华夏幸福合作创办，可容纳近1500名学生。

　　为此，在打造固安产业新城的过程中，华夏幸福在教育、医疗、商业、文化、体育、养老六个方面建设配套，这也正是固安产业新城的温度所在，如今它已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PPP案例，被评价为“一个具有宏图大略的产业新城综合开发PPP模式”。

　　产城融合的江南气韵

　　不同地域，产城融合的面貌各有不同。区别于北方工业园区“硬朗”的气质，位于江南水乡的嘉善产业新城，无论产业特色还是城市底板，都透出一种特有的江南气韵。

　　嘉善县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也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经济基础良好，但土地资源紧缺。2013年嘉善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协议，在嘉善主城区南部以PPP模式打造嘉善产业新城。

　　为破解工业用地少难题，华夏幸福调整占地多、龙头工业型项目为主的“固安招商模式”，围绕科创新经济，为嘉善产业新城重点打造电子商务为龙头、智能制造和文化创意为主导的“互联网+新兴产业”产业集群。

　　顺着这一产业“风向标”，5年后嘉善产业新城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新建项目超100个，签约企业近200家，营业收入超100亿元。

　　在嘉善规划馆到上海人才创业园的路上，每天中午都有2辆无人驾驶车往返两地接送员工用餐，而这正是华夏幸福引入企业驭势科技的研发成果。驭势科技CEO吴甘沙坦言，华夏幸福执行总裁赵威用一张地图说服了他入驻嘉善，让他看到了产业新城内部停车场、商场、产业园区等都是智能驾驶的良好应用场景。

　　“商业化之前，你得做严格的测试。”赵威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公共测试平台，让你的产品更快地完成测试。”

　　2017年7月，驭势科技试制、测试和应用创新中心落户嘉善，双方在研发设计、试制、公共检测平台、无人车应用创新方面开展合作。1年后，面向最后一公里应用工况的智能网联测试场（B区）正式开放，1天内可测试数千种复杂工况和对抗性场景。吴甘沙感慨：“华夏幸福聘请世界最先进的设计公司操刀，反复跟我们沟通需求，不断完善建设方案，我们对测试场能力和世界级水平非常有信心。”


　　智能网联测试场（B区），多种复杂工况和对抗性场景测试，可大幅提升验证效率。

　　为给企业入驻和居民生活提供保障，华夏幸福为嘉善产业新城规划了“一核一轴五区”空间结构，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格局。目前，规划展示馆、新西塘越里等已落地，国际国内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机构也已引入，吸引了人才300余人，新增就业岗位2000个。


　　新西塘越里坐落于嘉善产业新城，临近高铁嘉善南站和沪杭高速出口，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古朴和现代的人文风情，已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如今，嘉善产业新城与上海产业协作日益密切，90%招商引资项目与上海有关。嘉善产业新城也已成为继“固安标杆”后的江南产业新城新标杆，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小城镇和县域提供了城镇化参考范本，也焕发出中国城市潜力股的气质。

　　在经历了数量、规模扩张后，中国城镇化已驶入追求质量的新阶段。始于固安的产业新城实践，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创新势能。在以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新纪元，在这个距离近不如“圈子”近的趋势下，承接中心城市不断外溢的资源、产业和人口优势，驱动城市进化，它也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