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王磊光博士《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2016年春节前夕黄灯博士《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之后，以春节返乡题材为主的“返乡体”写作，逐渐成为每年此际舆论场必不可少的标准配置。

　　“返乡体”能够走红的原因或有很多，但主要的无非是供需两个方面。从“供给侧”的角度看，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城乡社会的剧烈变迁，给具有相当规模、横跨城乡两个区域和拥有多地生活经验的青年知识群体（主要是80后和部分90后），造成直观而持久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体验，这是他们动笔记录下自己观察和思考的主要动力。从“需求侧”的角度看，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人们，也日益增长着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其中之一。为都市喧嚣和油腻生活感到烦躁的人们，对于那种“我手写我口”“所见即所得”的明朗快意、清新写实的田园文风，也有一种久违的天然亲近感。此外，从传播媒介自身的特点来看，春节档恰恰是媒体议程设置相对宽松的空档期，更是风土人情、民生民俗这类平日很难抢到“C位”的软性话题大显身手的绝佳时机。

　　我们可以把“返乡体”写作的出现和走红，放置于上世纪末“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本世纪初出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呼声，乃至于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脱贫直至乡村振兴的一系列连续性的政策转向和制度安排这个序列之中。其本质，都是在快速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农民主体地位越发清晰和自觉的反映。因此它在总体上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

　　“返乡体”的创作主体是青年学者、媒体从业者、大学生，他们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生发近乡情怯的乡愁，再自然不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调查个案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也值得探讨。

　　11年前，我在读博期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首届“千村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参加者都返回自己的家乡，调查当地改革开放30年农村基本状况。返乡的好处在于，生于斯长于斯，熟悉乡土人情，能够很快融入，但问题也恰在于此，天然的便利容易让调查者过于依赖和轻信个别熟人的口耳相传，疏于深入和广泛的访谈、细致和缜密的判断。最终就容易习以为常、习焉不察，从随意的“全称判断”直通“地域黑”陷阱，犯以偏概全的毛病。从第五年开始，学校在返乡调查的基础上，在每个省份补充设置固定调查点，鼓励师生以研究团队的形式，前往非自己家乡所在地开展调查。连续11年的结果显示，定点调查的效果、质量和数据的连续性都要好于返乡调查。

　　调查和访谈当然有技巧，但首先还是一个融入的姿态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经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土著”，也未必能够得到乡里乡亲“掏心窝子”的对待。我常跟学生讲我工作后和同事第一次驻村调查时所做的“无用功”：在农民家里住到第三天的时候，早上端着牙缸出来刷牙时看到第一天访谈过的村民，他惊讶地过来问，你们怎么还没走？我们说，本来就是要住在这里调查20天的啊。这时他又笑嘻嘻地说，那我重新跟你们聊，我第一天跟你们讲的不对。这才真正打开话匣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调查重要，但是调查的时候也要动脑子，不能听风就是雨。找到一个对村里各方面人和事都了如指掌的“明白人”，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明白人”。陈云同志的“十五字诀”很值得参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必须反复求证、多方印证，完成一张拼图、一盘大棋。

　　比如，有一年在上海松江驻村调查，跟一位熟知村情的老者聊了一整天，基本勾勒出村庄人户分离的基本图谱。但我们仍然花了几个晚上，每天晚上按图索骥地边沿着村庄的四至散步，边核对到底有几家灯火通明、几家人去楼空，最终才得到一个相对靠谱的结论。

　　再比如，我在云南挂职扶贫初期，带着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乡村小学（这里指的是除“中心校”之外的小规模村小）的问题和困难比较多。然而去了很多学校之后才发现，恰恰是这些小规模的村小“船小好掉头”，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和充满活力的校园氛围，让我改变了原有的刻板印象。这样说绝非有意遮蔽有问题的一面，而是说我们的调查必须尽可能全面，以求经得起检验。

　　如果我们只是把“返乡体”当作一种文以载道、抒发乡愁的文体，那么任由情绪的宣泄和流淌，大可见怪不怪。如果我们要把它认真地当作反映乡村社会现实的文体，那么它除了情怀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支撑、更科学的调查设计和更广泛的代表性。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在田野村落中，脚踩乡间泥土，读懂真实中国。

　　曹东勃（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