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底，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第二初级中学女教师赵婷（化名）遭到曾经教过的一位学生的殴打，致轻微伤。由于打人者不足16岁，当地警方做出了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媒体从赵婷的父亲处了解到，目前赵婷已被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并有自杀倾向。日前父女二人已向当地政府递交情况反映书，希望能调离阜南这个“伤心地”。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并不鲜见，以往公众的注意力，大多放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安置问题上，对受害人群反而缺少应有的关注。“被未成年学生殴打后，女教师有自杀倾向”这一事件，把被未成年侵害人群的心理创伤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

　　从心理学上看，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就存在着同态复仇的心理，但是在司法渠道完善、法制相对健全的今天，私力救济不被允许已成共识。无论是被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伤害，受害者将“复仇”的情绪寄希望于法律的公正裁决，才是唯一解决之道。

　　在此事件中，法律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处理，做出了不执行行政拘留、只罚款400元的决定，虽然合乎法理，但被打女教师心中郁闷、精神受刺激，不管是从情理上还是逻辑上，都完全可以理解。而这份创伤，还无法从“施害者已付出代价”的“开解”中得到愈合。

　　当然，这并不是说得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惩治未成年违法犯罪，而是说在对涉事未成年人矫正、合理安置的同时，也该充分考虑到因为伤害和惩罚不对等的事实，会对侵害者带来二次伤害。

　　目前来看，对打人学生追加惩罚不现实，让政府部门协调，将老师调岗到外地，的确是最合适的做法了。不过考虑到其精神创伤，善后不该就此为止。

　　创伤如何抚慰，不满如何排解，在法律无法提供答案的语境下，社区及相关公益组织不妨也介入，对被侵害人进行心理辅助、心理治疗，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除了强调精神抚慰外，在具体执行惩戒的过程中，也应该在细节上足够完善。像打人者仅仅四百元赔偿也不积极，受害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难免会加剧法律不公的感受。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后，该如何安置的问题，在多番讨论之后，路径已然清晰，而对于受害群体该如何进行心理抚慰、补偿救济，在这起个案的背后，也该引起思考。

　　□熊志（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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