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幼儿被遗忘在校车里致死的悲剧再次集中出现：5月23日，湖北省通城县一名3岁女童被遗忘在校车后死亡；5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一名4岁半男童被遗忘在校车内，失去了生命。

　　据中青报记者对多起案例判决书及公开报道的梳理，2010年至今，这类悲剧几乎每年都有，并且有很多共同点：大多发生在夏季；幼儿被遗忘，均与随车照管员、司机、教师等相关人员的疏忽大意有关；被遗忘的幼儿，基本都因长时间处于密闭高温环境内中暑身亡。

　　与之相对应的是，此类案件涉及的罪名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玩忽职守罪。一些案件中，法院均认为被告人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轻微”的情况，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处以刑罚，被告人的判决结果多是缓刑。

　　“过失”“无意”，量刑从这里出发，肯定是没有争议的。但判定“情节较轻”、适用“缓刑”，尤其是同类案例多是如此，在“幼儿被遗忘校车内致死”事件季节性出现、集中出现的情势下，就明显需要再审视。

　　高温密闭的空间、几个小时的缓慢折磨，一个幼小生命在此过程所受到的虐待，正常人想起来就会有重石压心之感，更遑论孩子的父母亲人的感受。几乎没有意外，这样事情一旦发生就几乎会彻底摧毁一个家庭的命运。“法情允谐”是法治社会的标准，是内在于判例的正义性的，如果“情节较轻”的裁量让局外人大都觉得于情不符、于心难忍，那这个“轻”重就有必要重新掂量。

　　更重要的是，随车照管员、司机、幼儿所在班级教师等等，作为成年人，作为责任人，作为受过专业培训的专职人员，非常清楚在车里遗忘幼儿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非常明白一旦清点人数不严、交接不周会带来怎样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工作疏忽与遗忘幼儿、甚至导致幼儿死亡之间的因果联系，不仅是他们清楚的常识，更是他所受专业职业训练所反复强化的。在此情况下，即使明显无主观故意，判定为“情节轻微”“缓刑”也没有坚实支撑。

　　判例会起到示范的效果。从报道中记者和专家的统计来看，“情节较轻”和“缓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后边的出现的案子多有参照判例的趋势，对此前判例的批判性思考明显越来越少。判决雷同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即，判例没有起到强化玩忽职守与导致幼儿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效果，反而在削弱这种关联，和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的警示效果。从案件的集中出现上看，这个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评论者曾反复强调这个道理：好的社会，死不起人。推进一步说，更死不起孩子。后者是社会中最脆弱又最珍贵的一环，是最能检验保障机制终端成果的关键人群，只有他们是安全的，才能判断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对校车悲剧中一条逝去的生命的最大弥补、最大正义，是极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孩子面对同类情况的可能，而不是仅仅追求单个判决符合法条、不违前例。

　　对事故责任人更加全面彻底的追责，正是其中最基础、最必须的部分。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