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试点开展四年来，各试点地区既完成了规定动作，又有很多丰富的自选动作，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上推开，积累了经验，闯出了路子，提供了学习样板。

　　一场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正在中国有序推进。

　　今年5月，中农办、农业农村部同意12个省份、39个地市、163个县（市、区）为2019年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第四批）。全部试点任务到2020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针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进行的改革。农业农村部按照先进行试点、再由点及面展开的要求，从2015年开始，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确定了3个省、50个地市、279个县为中央试点单位。

　　前三批试点，积累了哪些经验？遇到哪些难题？农民获得了哪些权益？通过梳理，可为第四批试点的推开提供借鉴。

　　六盘水“三变”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试点试验的综合平台，承担着为农村全局性改革探索路子、为面上改革提供实践示范的重要使命。

　　5月27日，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赵长保称，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相关试验区探索农村集体资产明晰产权和运营管理的规范路径，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比如贵州六盘水试验区探索提出“三变”的思路，通过“三变”（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有效激活了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上海闵行试验区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量化集体资产份额108亿元，30万农民变成了股民，保护了农民集体资产权益，调动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王成刚称，“三变”改革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

　　他提到，通过“三变”改革，全市已消除了“空壳村”，村级集体积累最低的5万，最多的990多万，接近1000万元。

　　此外，通过整合财政资金入股、量化扶贫资金参与、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等方式，出台金融支持“三变”改革的措施，创新推出信贷产品，把各方面的资金归集到“三变”产业的平台，支持农户通过信贷资金入股发展，获得保息分红和收益分红。

　　借此股改，农民在变股东的方式中，王成刚提到两种，一种是龙头企业带动变，培育224家企业参与“三变”改革，有力地带动农户整合各类资源入股成为股东，也为发展现代农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另一种是合作社覆盖变，引导农户将土地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大家生产，农民土地入股获得原始股，通过产业普惠增收。

　　晋江经验：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改革中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从前三批中央确定的试点单位中选择工作扎实、亮点突出、成效明显、具有引领作用的20个县（市、区）作为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交流典型单位，供各地学习借鉴。

　　福建晋江就是这20个典型单位之一。晋江从2008年就着手开展以集体资产股份改制为主的改革探索。2017年6月，被确定为国家级试点后，努力解决产权归属不清、成员界定不明、收益分配不顺等问题。

　　晋江市农业局副局长许建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改革是一项由社会内在动力不断推动发展的过程，涉及各方利益调整。因此，在改革中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一村一策”分类开展改革，改革方案和方法不强求一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高准则。

　　他举例称，全市395个村（社区）村情社情、集体资产构成、村民诉求等不相同，对有经营性资产的村社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既可以成立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的股份经济联合社，也可以成立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股份合作社，也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对暂时没有经营性资产的村（社区），着重做好成员身份确认，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准备。

　　清产核资，就是摸清各村（社区）家底，做到账账、账实、账据相符，也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初阶段。晋江市全市清查各类资产62.68亿元，探索了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等三大类资产的有效实现形式，对有争议的资产暂时统一打包搁置，待明晰后再处置。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许建林称，改革不是简单的盖个章、发本证，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改革中，赋权于民，充分保障其民主权利，激发其内生动力。

　　一方面充分保障群众知情权，比如为确保更多群众听得懂政策，更加支持参与改革，精心制作闽南方言版动漫、成员界定“一张图”等，以更生动、更接地气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另一方面充分保障群众参与权。充分听取各方面代表意见，将群众对改革存在的疑虑、担心、问题和矛盾等，逐一解释，提前化解。在改革重大事项上做到公开透明、家喻户晓，避免多数人侵犯少数人合法权益。

　　此外，还积极探索完善群众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实现，保障股权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探索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经分离”制度，建立完善管理监督的“四会”制度，即成员大会、成员代表会议、理事会、监事会，明确股东大会是集体经济组织最高权力机构。

　　村级集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

　　从以上试点看，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给集体和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形成了既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试点工作成效明显。

　　尤其是通过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创新了集体经营方式，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按股分红，实现了“分股合心、联股联心”，群众更加关心集体，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成员的财产权利，有效地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健全村集体“三资”监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以晋江为例，许建林提到两点，一是村级集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健全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近年来，各级出台了多份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政策，从实际操作来看，推进项目实施，还存在诸多困难，特别是项目用地手续精简，缺乏法律法规支撑依据，而用地和规划手续报批需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许多村级策划生成的集体项目，因用地规划等问题，需经省级国土、住建部门审定，项目无法快速审批落地，加上手续办理需要大量费用，导致村级发展集体创收项目意愿不强。” 许建林对记者表示。

　　从广东、浙江等先进地区来看，都有针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台了专项政策，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整合提出了有关措施。晋江市建议国家、省出台专门扶持政策，减轻村级在用地、用林等报批方面的规费，简化相关手续，减轻基层负担。

　　在针对“三资”监管方面，晋江市建议国家、省上启动建设覆盖县、镇、村三级互联互通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平台。平台建立后，县级管理部门可以实时监控各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态、资产变动、合同签订和履行等情况，针对集体资产异常变动、大额资金使用、经济合同签订履行和终止等经济活动情况，可以自动作出风险提示或预警，切实起到防范重大违法、违法问题。

　　（编辑：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