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数据杀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过半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网购平台、在线旅游和网约车等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问题最多。（3月27日《北京晚报》消息一出，随即引得网友一片唏嘘。涉事单位去哪儿网、飞猪在线平台等，也随即作出回应，纷纷表示，不会利用大数据杀熟，绝对不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此情此景，说明一个问题，即从目前来看，对于“大数据杀熟”这件事，基本还是各说各的理，没有定论——消费者言之凿凿，这个可以有，在线服务摊手耸肩，这个真没有。结果多是说说而已，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无论“大数据杀熟”是否真的存在、程度如何，但大数据完全可以用来“杀熟”，则是肯定的。正像网友所言，拿过的折扣、用过的满减红包，最后总得通过“大数据杀熟”的方式吐出来。这话或有偏颇，却是道破了一个老理：商家利益驱使，在宰客这件事上，线上线是没什么差别的。如果监管不到位，“杀熟”行为就在所难免，甚至自然而然。也因此，对于“大数据杀熟”这件事，不能止于“各说各的理”，而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未雨绸缪，采取措施，加以规避。

　　首先，对于是否存在“大数据杀熟”，需要细化《网络安全法》中所规定的技术备案等制度，使得消费者在面对可能涉及“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时，能较为方便地取证和举证，也方便商家自证清白，不至于双方各执一词。同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商家证明其不存在此类行为。若商家拒绝证明或证明不成立，则应推定消费者的主张成立。

　　其次，大数据“杀熟”具有隐蔽性，维权往往难以举证。因此应尽快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明确对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对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予以规定。比如对《价格法》中相关条款施以及时、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同时尽快出台《电子商务法》相关实施配套条例，将大数据“杀熟”行为列入法律治理范围之内。

　　此外，有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方法，采取技术手段和技术设备，建立相应的大数据网上监管平台进行全天候在线监管，提高对各种隐性大数据利用违法行为的查处能力。同时建立诚信激励和失信黑名单制度，一旦发现企业存在通过大数据“杀熟”损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行为，不仅要对其给与行政处罚，还要将其纳入诚信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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