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在今年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主办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部分G20成员分享了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金融市场冲击力以及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成为共同的政策选择——

　　2月26日于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结构性改革”成为最炙热的话题。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主办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德国、印度、墨西哥、西班牙等部分G20成员还分享了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

　　恢复增长须深化结构性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今年1月，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OECD则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虽然经济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

　　“如何破解难题、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恢复全球经济活力，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财政部与IMF和OECD联合主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宗旨。”楼继伟说，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深化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已在许多理论研究和国别实证分析中得到确认。

　　“整体来看，近几年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做出了许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各方围绕就业、投资、贸易和竞争等领域制定了千余项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数百项结构性改革承诺。”楼继伟说，但总体上，G20结构性改革进展仍落后于预期，仍需进一步加强。

　　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

　　那么，结构性改革包括哪些重点，该如何有效推进？楼继伟说，G20首先要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制定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

　　结合全球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G20现有的重点改革承诺，楼继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是促进贸易和投资。最近两年，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G20应通过努力减少市场准入障碍，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税收壁垒，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途径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促进贸易发展，努力恢复全球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

　　二是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受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全球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楼继伟说，G20应努力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就业壁垒，鼓励劳动力流动性。他表示，除此之外同时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

　　三是鼓励创新。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支持，包括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和保护制度与非制度性安排，促成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要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创新。这既包括在国别层面对财税、产业监管、社保、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领域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也包括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推动货币、贸易和投资、金融、税收等多边体系改革，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四是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后，全球政府债务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对于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均有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中长期看，G20需要确保债务可持续性，逐步恢复财政政策空间，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此外，各国还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竞争、金融改革、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的中长期挑战，也应作为下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楼继伟表示，G20还应加强对改革进展与成效的监测分析，更好地推进落实各项改革承诺。目前G20对结构性改革政策承诺的进展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量化评估手段，评估结论不够明确直观。为此，G20可考虑通过一套结构性指标构建量化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相对客观地衡量改革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较为直观地总结一国各领域结构性改革进展与不足，并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

　　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

　　26日上午，OECD秘书长古里亚代表OECD正式发布2016年经济政策改革报告，指出了各国推动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古里亚表示，就结构性改革而言，虽然每个国家的“改革食谱”不同，但“主料”都包括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金融市场冲击力以及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他坦言，结构性改革步伐自2011年起日益放缓，取得的进展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比我们制定这一战略之初还低”。在古里亚看来，需要反思结构性改革政策支离破碎、不协调等问题。

　　据介绍，目前不同国家和不同政策领域改革步调不一。南欧国家总体改革步伐快于北欧；欧洲之外，改革步伐较快的包括有日本、中国、印度和墨西哥。有与会专家指出，各国政策制定者都由自己主导制定政策，但彼此之间不协调，这会影响结构性改革效果，因此需要成员国之间的货币、财政等政策协调。

　　除了协调性，平衡性问题也引起高度关注，即如何处理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成本。比如提高劳动力成本灵活性可能就造成劳动力流失，再如在“艰难”关头推进改革往往造成暂时性经济增速下滑。“政策选择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IMF有关负责人发言时表示，因此需要明确哪些政策先执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后，还需要明确哪些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进，以带来平稳有效的经济增长。

　　楼继伟表示，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加强从产品质量、环境到专利方面的监管和执法，“一边是中国老百姓对高质量、高品质产品有需求，但一边是中国游客‘买断’了全世界，从LV包到尿不湿。这些产品不是中国不能生产，而是监管体系不完善，大家对产品不放心”。

　　楼继伟表示，中国财政方面还存在改革的空间，一方面是表现在赤字率扩大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有针对性的减税上。IMF总裁拉加德也指出，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需求侧改革，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树立中长期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