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那些年，“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意味着，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如今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城市经济体。中国城市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

　　深圳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开放最显著的见证者。1979年1月，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79年7月，蛇口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被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

　　那么，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在过去几十年何以在经济上成功？有着怎样的城市文化？所创造的城市发展经验，又面临着什么挑战？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作品《大国大城》是新京报2016年度经济类好书。

　　2017年4月，书评君就此曾对话经济学家陆铭。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城市发展研究，在城市公共政策领域的观点和主张，是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中颇受关注的声音。

　　深圳的成功，在陆铭看来既是政策的历史性作用，更受益于紧邻香港的位置和经济改革的共识。深圳的城市负担轻，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塑造了“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一开放、包容的现代城市文化。

　　不过，包括深圳内在的大城市，在今天的发展中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比如本地人与外地人区隔、城乡关系、户籍制度等制度困境。



　　移民文化

　　“来了就是深圳人”，

　　城市文化的核心是来这里是否被尊重

　　新京报：提到深圳，这个比肩京沪的年轻大都市，给人留下过许多印象，其中之一是，没有方言，也没有外地人歧视。这样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态度，过去在深圳成长的过程中是怎样出现的？

　　陆铭：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移民国家还是城市，如果起点相对来说处于平地而起的状态，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就较小，移民给城市带来的发展动力就较强。深圳的起点背景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城市负担非常轻。

　　解放前的上海，跟八十年代的深圳是一样的，基本没有太多的原住民。但现在的上海冲突就出来了，移民规模在计划经济时期非常小，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起点，比如说解放前上海话是本地土话、苏州话和宁波话的结合，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向上海移民的停止，今天的上海话跟以前肯定不一样。但由于中间几十年移民的停止，现在原本是移民城市的上海却形成了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隔，这是很遗憾的事。



　　新京报：被高密度研究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其形成也是平地而起，一些工匠以及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聚集在港湾、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围，进行生产和交易。是否可以说所有城市都是移民城市？

　　陆铭：我不认为这是必然，要看城市发展的功能。一个城市成为什么样的城市，跟它的比较优势有关，如果功能是服务于周围的农业和旅游业，甚至有可能成为人口流出地。资源型的城市，因资源逐渐消耗殆尽，有些也是收缩的。

　　如果不是出现特定的历史因素，比如你刚才讲的欧洲中世纪，农奴逃出来组成一个个城市。现在移民占比高的都是大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跟移民所占比是正相关的，而且是高度相关，越大的城市，移民所占比越高，越小的城市，移民所占的比例越低。

　　新京报：直到现在，深圳也常被认为是一块文化沙漠，比如没有厚重的历史传统。然而，外来人也在深圳身上感受到了相对而言的自由、包容和公平，这样的城市文化，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被尊重的处境。

　　陆铭：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起步是低端制造业，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深圳大学一家（2000年起创立了众多海内外大学的深圳分校或研究生院），产业处在低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至少跟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老牌城市比，这样讲就没有文化了。

　　然而，我要讲的观点是，首先非常同意你说的，深圳有移民文化，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有拼搏向上、向前进取的文化，这就是文化，或可说深圳的城市精神，且具有现代性。在中国的背景下，它还有平等性，深圳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就是它的文化。

　　第二是深圳正处在大变革时期，传统制造业在十几年内向高科技产业转型，深圳约占有中国海外专利的50%.深圳未来对受高等教育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提高，尤其当北京和上海等老牌大城市在排斥外地人的时候，深圳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改革年代

　　继承深圳的精神和思想，

　　但改革的路径要再创造

　　新京报：深圳当年所享有的特区政策，让“孔雀东南飞”打拼者振奋，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改革共识形成时的心潮澎湃和“井喷”式的激情。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每当有设立特区或试验区的城市发展政策，依然可以看到兴奋，在人们的记忆中，特区或试验区便意味着改变的机遇。在深圳成功的路上，政策的作用是怎样的？



　　陆铭：我的回答可能令你意外。深圳的成功，政策虽然的确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我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深圳的成功首先是地理的成功，邻近香港带来的优势非常强。我在《空间的力量》里做过一个研究，方程式的右边是地理区位，以及是否是经济特区或开放城市，把这两个变量同时放上去，政策是不显著的，但地理是显著的。通俗地说，当年享受特区经济政策的，只有深圳最成功。政策当然有用，但只有放对了地方才有用。

　　改革需要一个试验田，深圳的发展正好是处于中国从农业转向工业化的节点上，如果放到世界背景下，深圳的崛起还遇到全球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成本上升，要把产业转出来，我们刚好有城市可以承接转移。



　　新京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一本研究深圳的新书，书名是《借鉴深圳》（Learning from Shenzhen），但作者认为，深圳的成功有着许多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复制。从你的判断中，也看到了相同的结论。那么，如果是这样，改革年代的深圳特区所留下的是什么？

　　陆铭：如果当年深圳只有地理，没有政策，成功不了。反过来，有政策，如果不是放在紧邻香港的地方也成不了。地理是天生的，制度是可以创造的，深圳的发展虽然得益于地理条件加历史条件，但深圳经验本身却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

　　中国现在的包袱太重，且有各种各样的利益格局，缺乏推进的力量。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地方再像深圳当年一样，撒开手，给它充分的自治权，按理想模式设计，不受既有制度框架的制约。这就相当于制度的试验田。本届政府创立的多个自贸区，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但自贸区能够解决的，主要是在金融、贸易、行业监管领域，跟今天城市发展问题还不太一样。

　　新京报：今天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包袱，从知识界的讨论来看，往往都涉及城乡、地域之间、包括首都在内的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关系等方面的制度挑战。

　　陆铭：你的这三个关系总结得非常到位，城乡、地域之间和首都与其他城市的关系，这些从时间、地理和背景上，都比当年深圳的包袱重。

　　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官员考核是核心的制度，如果能找一个试验地方，摆脱既得的利益格局——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所有人来了，只要有就业，就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没有本地和外人差别。其实，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这些东西。推动制度的改革，那可是功在千秋。

　　新京报：在新的现实面前，怎样理解你刚才提到的深圳特区的“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

　　陆铭：精神和思想可以继承，但是改革的方式和路径要再创造，今天面临的问题跟当年深圳或者说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可相提并论。八十年代深圳改革，所处的阶段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且当时对于改革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今天所处的阶段，需要一些创造性改革。你刚才讲的几大关系，在深圳改革的时候没有，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城乡关系，而是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在深圳施行一个新的制度向计划思维挑战。



　　深圳与大城市政策

　　作为大国的一部分，

　　大城市需要为低收入者提供就业机会

　　新京报：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深圳。尽管深圳的移民特性有其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但近年来在社交网站、知识问答平台和城市论坛，出现了与日俱增的“缺乏归属感”。怎样理解两者的矛盾？

　　陆铭：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纠结在一起。第一，“缺乏归属感”是移民城市本身必定有的特征，人口大进大出是其基本特点。又想有活力，又想来的人全部留下，两者不可兼得。第二，大城市生活成本会高一点，房价也比较高一点，的确在大城市，租房比重高，买房比重低。深圳的移民是比较年轻的，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纽约和伦敦都这样。

　　第三，还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问题，目前的城市发展，不管是深圳，还是上海和北京，都碰到供给方问题。如果不充分地增加城市土地和住房供应，房价抬高了，收入跟不上，就会出现没有归属感，这需要增加供给来缓解。


　　新京报：如果用前些年的网络流行语“草根”说，深圳的打工草根文化是否在走向衰落，而代之为精英文化？

　　陆铭：从单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如说新加坡，从独立之初发展到现在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草根”文化也在丧失，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是深圳跟新加坡不一样，它还是一个大国的组成部分。这时候就要讨论，深圳，包括上海和北京，要不要为整个国家的低收入者来创造就业和生存的机会？一方面，这些大城市需要有大量的低技能者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国民，教育水平可能就是初中，因此一个良性的政策，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住房体系，要保留一点“草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

　　以前深圳是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对街头摊贩的管理比较宽容，这是“草根”文化的直接体现。城中村也提供了低价的居住条件。现在，比较起上海和北京，深圳还算好的，但整体来讲，一线城市在走精英化的道路，这不利于一线城市降成本和增强竞争力，从国家角度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新京报：深圳正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从制造业走向高新技术产业，同上世纪的面貌已大不一样。而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大城市都走上了这条产业结构转型的道路。“逃离北上广”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群体即外来低技能务工者被忽视。你也提到，改革年代的深圳，其精神和思想遗产是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是否必然要导致“草根”的衰落？

　　陆铭：城市管理者觉得城市升级换代以后，低技能劳动者就不需要了，但城中村恰好是活力的来源，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成本。现在，供给方是在减少这些东西，比如街边商店的拆除，包括在城市前些年对电动车的限制。在整个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制度不覆盖外地人，城市的管理跟包容性城市发展的思想逆向而行，都在挤压低技能劳动者的生存空间。

　　大家感受的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其中相当部分是供给方导致的。一线城市成本上升，竞争力降低，国家的负担也在加重。大城市来不了，大量人口就留在小城市，小城市缺乏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经济，要增加就业，就要转移支付、补贴，最终还是一线城市和较发达地区在承担。这都是新加坡这类城市国家不需考虑的。如果这些事情没有想明白，两头都受损失，一线城市的成本高、竞争力下降，“草根”的梦想和上升空间也在恶化。

　　（编辑：喃喃）